从鲲鹏到地狱汪曾祺徙中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自由(2)

而“他人即是地狱”的观点是萨特在其代表作《禁闭》中针对存在主义哲学基本命题作出的文学性表达。“他人即是地狱”⑦所表达的哲学旨归，正是作为意识主体的个人，与同样作为意识主体的任何其他个人的他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敌对的。萨特认为，自为存在的我因为他人的目光“注视”而变得僵化，他人目光的“注视”迫使我按照他人的判定来修正自己，继而我的自由丧失，我便成为别人意识的客体。这种在“注视”之中剥夺他人自由的观点在汪曾祺《徙》的创作中亦有迹可循，《徙》的创作在字里行间不时地闪烁着萨特存在主义的思想。

在讲述高北溟和高雪的悲剧时，汪曾祺将笔触投注到次要人物的行径上。汪曾祺在小说中共有八次写到旁人对两个主人公的眼神注视与言语诽谤，这在一部短篇小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分量，充满了题旨的隐喻和价值。正是这些注视和言语成为父女两人高远志向追求道路上的重重阻碍，投射了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的哲学思想，印证了他提出的“他人即是地狱”的自由观，使得小说充满了西方现代哲学的烛辉，与庄子《逍遥游》中的绝对自由观构成了东方与西方的呼应、传统与现代的对照。

《徙》重点描写了旁观者的频频注视，洞察了高北溟和高雪追求理想的自由不断被剥夺，直至生命消亡这一悲剧的动因。在小说中，高北溟初到小学教书时，同事们刚开始对他很敬重，渐渐在背后对他议论纷纷，这种他人的指指点点成为高北溟自由被剥夺的开端，亦打开了“他人即是地狱”的黑暗闸门。后来，高北溟不参加谄媚的同事聚会，讲课时对学生一视同仁，同事们指摘他“自命清高，沽名钓誉，不近人情”⑧，而当高北溟参加沈石君的校务会谈时，其他教员们则又以“高北溟请客——破天荒”⑨的歇后语对他冷嘲热讽。无论高北溟如何作为，他始终在同事们充满恶意的目光下被紧紧地注视着，闲言碎语始终尾随着他，桎梏着他教书育人的自由和追求理想的自由。与此类似，当高雪念大学的理想破灭后，县城中“多少双眼睛都看着她”，“她老不结婚，大家就都觉得奇怪”，随后“城里渐渐有了一些流言”，“轻嘴薄舌的人很多”⑩。就这样，高雪亦在世俗无情的注视下被众人诟病，甚至遭受无端的猜忌诽谤，被打上不堪的烙印。高北溟和高雪在故事中从始至终都陷入旁观者的“注视”下，从而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沦落为他人的客体。但在被“注视”的过程中，他们始终未能重塑自己作为自为存在的主体性。

对于他人的“注视”，尽管他们试图保持清高自守的姿态，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想要以此来捍卫自己作为主体的自由，但他们的主体自由却在他人一次次“注视”的累积中被无情地消解。他们开始在意别人的注视，一向清高孤傲的高北溟开始因为别人说“老子不是那不花钱的学校毕业的，我不受这份窝囊气”而多心地联想到自己，气得“不停地剧烈地摇着脑袋”?。当高北溟上课时被现任教育局局长的儿子挑衅侮辱，他的脑袋再一次气得摇动起来。面对他人恶意的“注视”，高北溟爆发了对流言蜚语和教育特权的不满，但这并未改变他客体的地位，反而助长了他人“注视”的气焰，加剧了自身屈从于他人的无主性，在“注视”的敌对关系中落单败北。高雪原本在谣言四起的时候不为所动，她在学校收到情书时，“她一个也看不上”，并且“觉得他们讨厌”，汪厚基托人说了好几次媒，高雪都是“摇摇头”?。但当亲姐姐高冰以“老姑娘”“心高命薄”?等一系列字眼规劝她时，高雪对婚姻的自由追求产生了动摇，最终不堪他人“注视”与言语的重负，成为丧失自由的客体，同意嫁给汪厚基。

无论是高北溟还是高雪，小说一方面将人物搁置在阴暗的时代中，揭示了社会环境对个体命运的摧残压迫。另一方面，小说将他们知识分子清高的人格裸露于旁观者刻薄尖利的注视下，通过视线的跟踪和污秽的流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背景下，进一步圈造起萨特自由观中“地狱”般的封闭围墙，以此来泯灭人物的理想，剥夺他们的自由，使他们在庄子鲲鹏展翅的传统自由观的突围尝试中落败，最终陷入萨特“他人即是地狱”的现代自由困境中。这既流露出汪曾祺对人物命运所持有的人文主义关怀，也揭示了知识分子在众口铄金下难以摆脱的积毁销骨的生存厄运。

三、结语

纵观汪曾祺这一时期的创作，《徙》这篇小说不仅流露了庄子道家思想中对自由的执着与热望，展现了两代人追求理想失败后的无告和悲哀。而且在此过程中，汪曾祺还用大量笔墨描写旁观者对高北溟和高雪自由追求的干涉，试图在中国传统自由观的视景中，立足萨特“他人即是地狱”的自由观，为文本注入现代西方哲学的内蕴，将对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复杂感喟宣泄在东方与西方对话、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哲学议题中，隐而不彰地演绎人物对理想的自由追求经历了庄子的“鲲鹏”到萨特的“地域”的现代审视。

文章来源：《现代预防医学》 网址: http://www.xdyfyxzz.cn/qikandaodu/2021/0708/5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