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中国画家诗人时事诗词的类型(2)

遗老型画家诗人自然属于少数，为辛亥革命胜利欢欣鼓舞者的画家诗人大有人在，姚华就是其中之一。在《辛亥十月二十五日诏书谢政，明日为中华民国赋纪》中他对于清朝结束民国开元充满了期待。“丹书叶叶下天阍，万户新桃更纪元。雷雨何曾惊匕鬯，山河依旧识中原。杏坛春始新周笔，梅里香生故国魂。信是不关兴灭例，几人襟袖见啼痕。”首联便是相当喜庆的开头，“丹书”“新桃”皆为喜庆的符号。在姚华看来，进入民国虽然经历了风雨，但生活依然在延续，“山河依旧识中原”。在尾联部分，他嘲笑那些为前朝覆灭而掩袖低啜的遗老们，“几人襟袖见啼痕”。同样面对清朝灭亡、辛亥革命胜利，遗老型和开明型的画家诗人的情绪反应有着天壤之别。

第二，民主革命时期。1912年以后，北洋政府掌握国家政权。由于北洋政府主政不力，从1916年至1928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时期。各路军阀为争夺政权混战不断，百姓受战争影响迁徙流转，深以为苦。许多现代画家为求生存四处逃难，其中就包括吴昌硕、齐白石等人。

1912年以后，吴昌硕一直寓居上海，北洋政府成立时他已经年近七旬。上海自开埠后一直经济昌盛繁荣，既是商家必争之地，也是兵家争夺的战场，战火的硝烟影响到在上海求生的芸芸众生。1927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罢工。作为一个以卖画为生的手艺人，吴昌硕不愿厕身政治的漩涡。他在《闸北兵乱，移居西摩路李氏瀛在庐，涂中得句》描述，“绝望依南斗，其凉又北风。酒瓢辞独醉，书担走随翁。蜃气兵尘外，鸿哀草泽中。杜陵吁剑阁，恻恻梦魂通。”（其二）他显然不能理解刚刚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将之形容为“兵乱”，自是误解之词。当时吴昌硕在上海的书画界已经声名显赫，他的画作在日本和国内都颇受欢迎。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感觉到生活如飘萍般摆荡，诗句“鸿哀草泽中”即是体现。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战争早些结束。“杜陵吁剑阁”指的是杜甫的《剑门》一诗，“唯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杜甫通过描写剑门险要的地势，联想到安史之乱后混乱的局面，意识到剑南会沦为军阀混战之地。吴昌硕此处借指上海，他自然不希望混战给上海带来灾祸。上海的“兵乱”一时难以结束，他受弟子王个簃之邀仓促前往杭州。《避兵超山和个簃》作于杭州超山，是一首与弟子王个簃的和作。“映天鳌逼仄，断路鬼凄迷。说梦怜春晚，张眸见物齐。歌谁欃托命，人比佛抟泥。剩可瞢腾坐，胡卢听鸟啼。”该诗充满了不安的情绪，从“逼仄”“断路”等词中不难看出。

动荡的时局除了影响在上海谋生的吴昌硕外，远在湖南的齐白石也感受到军阀混战的威胁。1916年，年过半百的齐白石居乡作画，友人的避难让他第一次感受了战火延及家门。“军声到处便凄凉，说道湘潭作战场。一笑相逢当此际，明朝何处著诗狂。”（《丙辰四月十一日，闻南北军约战于湘潭。有友人避灾来借山，偶观借山图及诸题词，因怀唐叟传杜》）由于战火初燃，因此从这首诗中还感受不到强烈的忧患之情，更多的是老友相逢的喜悦。次年，战乱滋扰频繁。齐白石不得已只身赴京，以卖画刻印为生。到了1919年，齐白石已经先后三次从北平往返湘潭。“一日飞车出帝京，衡湘何处著闲民。园荒狐已营巢穴，世变人偏识姓名。愁似草生删又长，盗如山密铲难平。三年深负红梨树，北地非无杜宇声。”（《己未三客京华，闻湖南又有战事。将欲还家省亲，起程之时，有感而作》）频繁的混战使得家乡盗匪肆掠，家园已变得十分荒芜，连狐狸都开始筑巢，“园荒狐已营巢穴”。如同诗句“愁似草生删又长，盗如山密铲难平”所言，自己的愁绪如斩不尽的杂草，盗贼如铲不完的山丘难以尽除，从齐白石的诗句中不难看出动荡的时局对普通人生活的巨大影响。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军阀混战还不是最为危急的时刻，日寇的侵袭才让中华民族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1937年9月日军向西挺进，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使得常州断粮。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队退守之余还四处劫掠骚扰。钱名山在《十月十六日纪事》中写道：“南村移家苦不早，照眼安阳山色好。昨夜家中消息来，兵人荒庐迹如扫。登吾之堂，卧吾之床，颠倒我衣裳，席卷囊括为行装。老夫避地计或误，兵法捣虚固所当。世间何物可长保？身外区区复何道。邓氏本来传一经，老聃幸未亡三宝。嗟哉东国鲁仲连，从今请作磨兜坚。”外寇未及先自乱阵脚，首先遭殃的是普通百姓。溃散的军队如同流寇，“登吾之堂，卧吾之床，颠倒我衣裳，席卷囊括为行装。”军队纪律如此涣散，也难怪抗战伊始便节节败退。面对家里遭受的洗劫之物，钱名山徒自悔恨没有早日移居，“南村移家苦不早”，事已至此只好自我宽慰，“世间何物可长保？身外区区复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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